1. 研究目的与意义
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作为疫情中心的武汉以及此刻仍然坚守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他们的“日常”与“生活”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在这个社交媒体主导的刷屏时代，身在武汉的普通人用微信、微博等已经记录这场大疫之下太多的承受与担当、牺牲与坚守。面对这样一场全面参与的战“疫”，主流媒体，尤其是国家级媒体不应当缺席。而融媒体短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正是央视纪录频道这个国家级纪录片平台在疫情这场大考面前交出的一份答卷。
与传统纪录片相比，《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态都十分接地气。节目素材全部由每集的主要人物用手机拍摄和讲述自己在武汉的日常生活，而这些人物都是此刻依然坚守在武汉的普通人，其中有奋战在救治一线的医生、护士、军人，也有普通市民、快车司机、媒体主播、打工者、外国人等。每集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内容大多是日常的生活场景、见闻和对话，但这些平凡的镜头所记录的每一个画面却是如此具有真实感和亲和力，因为正是这些影像所展现的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的温暖坚守和默默努力，支撑起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不倒的防线，构建了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纪录片不仅是一种叙事，并且是一种独特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叙事艺术，从叙事的视域出发研究疫情期间由医护人员、普通市民、外地援助者等不同侧面的武汉疫情亲历者门，为灾难纪录片的实际摄制提供叙事相关的理论支持。不论是“日记”式的创新叙述，还是其纪录片所携带的特有社会价值，亦或是其所处的独特事实背景，都赋予其研究价值。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纪录片叙事研究现状：
纪录片作为真实记录生活的重要手段，对叙事的接纳并非一朝一夕。1926年，“纪录片教父”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 ）在《纪录片的首要原则》中写道：“迄今为止，我们把所有根据自然素材制作的影片都归入纪录电影范畴，是否使用自然素材被当作区别纪录片和故事片的关键标准。”这是纪录片首次与叙事被同时提及，但在格里尔逊眼中，真实记录与故事叙事有着明显的界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录片对故事叙事都持排斥态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市场的需求，纪录片的发展面临着转型，叙事也不再被拒之门外。希拉柯伦伯纳德（Sheila Curran Bernard）在《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一书中表示：“纪录片的创作也要像故事片一样，运用叙事手法将纪录片创作者的创作观念更好地传递到观众面前，如同故事片一样，纪录片中存在着‘叙事链’”。事实上，叙事本就不是区分纪录片与故事片的边界。此后，国外关于纪录片叙事的著作逐步增多。如：布莱恩温斯顿所著的《当代英语世界的纪录片实践》（Documentary Now:Contemporary Anglophone Documentary Practice）、约翰康纳所著的《后纪录片文化中的纪录片》（Documentary in a Post-Documentary Culture）、比尔尼克尔斯所著的《纪录片理论与实践》（Documentary Theory and Practice）。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从叙事学角度来考察疫情纪录片，不仅要在分析疫情纪录片原本内容的基础上把握叙事的特征与规律，还要突破荧幕的界限，将对叙事的分析与观众的接受心理联结起来，揭示疫情纪录片的播送过程中和受众所产生的功能与意义。首先，运用文献查阅法，查阅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为论文的开展准备充足的理论依据。其次运用话语分析法。话语分析立足于文本，却又不限于文本，它不仅包括对文本内容和文本形式的分析，还包括文本应用时所处的环境等多个方面。还运用到了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时需要对案例进行选择与取舍，更为重要的是对案例进行延伸。案例延伸即从单个案例出发提取经验与规律并将其应用于其他事实现象中。纪录片大多以系列的形式出现，由多个同为抗疫主题的单个案例组成，以题材为线索，对多个单一的案例进行分析，更能凸显抗疫纪录片中所呈现出来的独特叙事形态。
研究方案：
2022年12月-2022年2月:广泛搜集与选题相关的著作、论文等文献资料，并仔细阅读，了解国内外与选题相关的研究状况，确定论文重点;针对研究对象进行拉片，从不同叙事元素切入，细致分析纪录片的叙事策略；配合相关文献阅读、分析提炼论文要点，后写出论文提纲;
5. 参考文献
[1] 唐光胜. 西藏纪录片叙事的视觉表征与文化书写[J]. 出版广角, 2017, 000(002):70-72.
[2] 张欣. 从'故宫'题材作品看纪录片叙事的空间转型[J]. 中国电视, 2018, 000(002):79-82.
[3] 陈军. 从《辉煌中国》看纪录片叙事与传播模式的创新[J]. 当代电视, 2018, 000(005):42-43.
